在什么位置上，说什么话。

　　先说句题外话：不知道哪位孙子在Buzz对我使用了滥用举报，以至于我在那边不能说话，不过这没什么，你可以不喜欢我说话，但是你不能完全的制止我说话，网络很大的，不只是GoogleBuzz可以用，Twitter也可以用，或者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总是可以找到说话的地方，比方现在，我就在博客里继续话痨。

　　北京邮电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


　　自Google转战香港后，方教授的名字也不断的出现在正规的新闻，以及各式各样的网上讨论中。可以说，除了Google的知名度得到提升外，方教授也得到了很大的知名度。

随便开一个搜索引擎，只要输入“方滨兴”就可找到大量条目：百度：95,700　雅虎：64400　 Google：54,800  Bing：35500　ASK:25800

          好吧，连ASK这种极为小众，小众到基本上很少收录中文关键字的搜索引擎都可以找出那么多的条目，可以说，方教授在Google实践上已是名扬四海。可是如果你仔细看看那些个　　搜索出来的内容就可以发现，大多是骂言：

GFW BLOG: 网民披露方滨兴是GFW之父

大陆网民怒了发起谴责GFW活动人肉方滨兴-【方滨兴,网络封锁,薄熙来】

无耻方滨兴和孙哲不可造谣- 青年话题- 中青论坛- Powered by Discuz!

还有很多，看者可以自己去找，我就不列了。

　　甚至还有人在Twitter上说：“身为北邮的学生，替校长向大家道歉。”

　　好吧，我们先不说方的作为是对亦或是错，首先分析下大家为什么对他感到愤怒。愚认为，对方的所有指责来源于对“GFW”的不满。因为这东西造成了我们无法去看到更多的东西，去看到那些期望看到的东西。特别是在本次Google转到香港后，方在接受媒体采访以及参加媒体的座谈类节目中，多次对其进行指责。于是，这种不满开始转向了个人。

　　下面又是引述时间：在北大飞的博客中提到：

　　方滨兴在视频中，一边说一边迫不及待的翻动手头资料，好像自己证据十分确凿，真的拿到了什么东西一样。这架势也真能把人震住，连我在看节目时，都认为他说的这些事可能是大致有，最多有些夸张。不过这个chilling effects我倒是从来没听说过，于是回办公室打开电脑搜索一番。这一搜索不要紧，发现方滨兴何止是歪曲和夸张，根本就是颠倒事实。通篇全是不折不扣的谎言。

　　从维基百科上很容易找到chilling effects的条目：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illing_Effects_(group)
　　一读就知道，首先，这个组织压根不是google成立的，而是一群“互联网维权者”于2001年成立。这些人 包括很多法学学者。不过最重要的是，该组织的功能和方滨兴所说截然相反，他的功能不是去检查互联网帮助过滤，让人不许说话。而是帮助那些受到这种检查和威胁的人明确自己的法律权益，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各种知识产权法案给人的权益。事实上，只要上该组织的网页就能够读到他们的自我介绍：
http://www.chillingeffects.org/
　　他们首页开篇就说的很清楚：
　　Do you know your online rights? Have you received a letter asking you to remove information from a Web site or to stop engaging in an activity? Are you concerned about liability for information that someone else posted to your online forum? If so, this site is for you.
翻译：你明确你在线的权利吗？你是否收到过信件要求你移除网站上的信息或者停止参加某项活动？你是否担心会为别人在你的在线论坛上发布的信息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有，那此网站就是为您服务的。

他们还说：　　Anecdot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some individuals and corporations are us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other laws to silence other online users. Chilling Effects encourages respect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while frowning on its misuse to "chill" legitimate activity.

　　翻译： 零星证据表明有些个人和公司正利用知识产权和其他法律让在线用户闭嘴。chilling effects组织鼓励大家尊重知识产权，但对滥用之对合法行为进行恐吓的做法进行关注。

　　在美国，网站的确有时会因为其内容涉及版权，隐私，名誉等问题收到cease and desist通知要求撤下有关网页。例如你的个人网站用了派拉蒙拥有版权的图片，派拉蒙的律师就可能向你发出相应的通知。chilling effects的做法是，鼓励收到这些通知的人把他们的通知上载到此网站存档，然后这些材料会被专业人士，例如法学院学生归类，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维权建议。

　　无论如何该组织不是一个帮助搞网络过滤的组织，而该组织和google的关系开始于2002年。google作为搜索引擎，会有大量人要求google把某些网站从搜索结果中撤除。google会把这些投诉送给chilling effects作为资料存档。

　　上面这些简单信息，任何懂英文的人通过最简单的google搜索就能得到，对比方滨兴的说法，其胡说八道的程度骇人听闻。且不说chilling effects和google的关系是完全胡扯的，他对chilling effects功能颠倒黑白的描述已经构成了对该组织的严重诽谤，由于这种诽谤甚至是在收视率极高的ccav进行，chilling effects完全可以对方滨兴和ccav提起法律诉讼。（建议大家转过去看原文，以方便通过上下文理解。）

　　其实在看完之后，任何人都会忍不住说一句：“方滨兴在恶意的篡改某些东西的实质。”可是在说完之后，是进入激愤时间还是进入思考时间。如果进入思考时间，那么我觉得应该首先想想：方教授，是以什么身份在怎样的环境下，说了如何的一番话？答案是：他是以北京邮电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身份，在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喉舌性电视台的访谈中说了一番“维护”国家形象的话。其实，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如果身处于此，也必然会说出同样的一番言论。于是回到标题：“在什么位置上，说什么话”。

随手乱写

我俊俏而美女的女士，
我又在梦中与你相见。

曾经的过往如此清晰，
一次次在脑海中回放。

我怀恨着所有的一切，
迫使我不得不远离你。

阳光已成为我的敌人，
因为它会带我离梦境。


以上：是今天看书的时候突然分神，然后写在书页上的。过去很久了，虽然看起来已经不再会因此感到难受，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辗转无法入眠，缩在墙角，听着自己的心跳。

你的命多少钱，我买了

（此文为网络订阅内容转摘。） 

曹操：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我开始有点后悔继续观看“公平：怎么做才正确？”这个系列的视频。 

这个视频让我变得有些不认识自己，让我开始害怕。我害怕自己会变得冷血，我害怕自己会变得用金钱来衡量一切，我害怕自己会变得给任何的事物都贴上一个标签：“××：××元”。 

希望我的脑海里永远也不会蹦出这样的念头：“你的命多少钱，我买了！”

Jeremy Bentham（杰瑞米·边沁）在18世纪后期提出的的功利主义理论“最大幸福理论”今天常被称为“成本效益分析”。Sandel举出企业运用这一理论的实例：通过评估衡量一美元在生活中的价值来作出重要的商业决定。由此引起了功利主义的反对观点的讨论：即使当多数人的利益可能是卑鄙或不人道的时候也强调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是否公平？

在对于边沁以及他的功利主义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后，教授以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的吸烟在捷克共和国的成本效益分析为例引发学生的思考。然后以福特平托门事件，哈佛风险分析中心的开车时驾驶者使用手机的成本效益分析，以及在古罗马的体育竞技场中将基督徒丢向狮子博取观众欢乐等等事件，一步步引导着学生们思索价值所可以涵盖的范围以及价值的衡量标准。

教授的例子有着一个共同点：承受痛苦的只是少数人。

是的，做着成本效益分析的人把物质、生命、痛苦等等可以或者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存在用金钱做了一个标签，然后进行冰冷的加减乘除。他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挑战着我们的道德观、价值观。但是他们的行为也无可否认地使得大多数人获益了，这同样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当你意识到了这点，并且属于大多数人时，你还会义正言辞地声讨他们吗？

面对这个问题，我暂时沉默了。我停下了打字的手，又一次地开始看视频。

视频里，他们在讨论：生命是否应该用金钱衡量？用多少钱合适？20万美元？200万美元？100万美元？他们就像是在说猪肉多少钱一斤一般地讨论着。我绝对相信他们都热爱生命，也是对于生命的热爱在促使他们讨论下去。但是，我还是不可避免想到那些决策者的一个决定也许会使得无数的家庭流离失所、痛不欲生，想到“慈不掌兵”这句血淋淋的千古名言。

回到刚才的问题，哲学又一次把我们放到了岔道口：一边是多数人，一边是少数人。而且，每个人都可能是多数人，也都可能是少数人。这是个概率的问题，不确定性贯穿着这个哲学问题。是为了不确定的少数人的权益而让所有人一起买单，还是牺牲掉某些人的权益而使得多数人生活的更加好呢？ 

在没有切肤之痛的情况下，我开始倾向于功利主义：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然后把其他交给运气。不过，我不同意给生命一个价格标签。至少是这种说法。生命是无价的，我依旧坚持这个看法。不过，生活的花费是可以计算的。对于少数人所应做的是补偿：尽所能地让他们生活舒适，以使得他们可以忘却一部分痛苦。

得出这个结论，我想我应该去祈祷了，祈祷我永远不要成为那少数人。也许，我更应该祈祷传说中的共产主义早点到来。只是，真的会有绝对的公平吗？（如果灰色部分不和谐的话，就删去吧。连同这句。）

视频的最后，教授给出一个调查：

20世纪30年代，一个心理学家所做的给多少钱，你才愿意接受如下体验？的问卷调查。各种不愉快的经历被罗列其上，要求你给出你可以接受的价位：

给多少钱你才接受被拔掉一个上颚前门牙?

或多少钱，你才接受被切断一个小脚趾？

或吃一条6英寸长的活蚯蚓？

或将你的余生都在堪萨斯州一个农场度过？

或徒手扼死一只流浪猫？

……

清单上最昂贵的项目是堪萨斯。对于“你的余生都在堪萨斯州一个农场度过”，人们说要支付他们30万美元才愿意——人们对于长期的痛苦总是有着最大的抵制心理。其次，是生吞蚯蚓，10万美元。最便宜的项目不是猫，而是牙齿，在大萧条时期，人们愿意自己的牙仅以4500元就被拔掉。

那个心理学家的调查，我曾经很多次地思考过（类似的）。结果是没有结果。因为，我实在是对于此类事情怀有本能的反感。

但是，我却想起了另外的一些事。

社会上有着这样的一种职业：他们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人的生命因着各种原因在他们的眼里有着不同的价格。他们的名字叫做：杀手。

社会上曾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如果开车撞了人，符合某种条件的话（例如那个人伤得很重），那就把他撞死，这样子赔偿会少些。（现在会否有人依旧如此，我不知道，是不敢还是不想，我也不知道。）

以前，有着很多的穷人为了生活把自己的血拿来卖。可悲？可怜？我不知道如何去描述，在别人的痛苦面前，我的语言总是很贫乏。（刚才百度卖血，发现这样一篇文章，再度无语。）

当生命被这样子贴上价格标签时，展现给我们的现实是如此的可怕。

社会发展的程度决定我们必须要牺牲一部分人的权益来保证多数人的权益，来换取社会的稳步发展，来使这个多数人的范围不断地扩大直至成为所有人。

这少数人的牺牲，就如同我们治病。药被吃下去，病毒被杀死了，但是一部分健康的细胞也被杀死了。我们不能因为舍不得杀死健康的细胞而不去治病，就如同社会的发展总会使得少数人的权益受到侵犯一样。

同时，我要说，这是原因，但不是理由。

正如同我接受这种制度，但是却无法接受给生命一个价格标签的说法一样。

现在，说一下我刚才刻意忽略的一个问题吧：在古罗马的体育竞技场中将基督徒丢向狮子博取观众欢乐。我不认为这件事可以用成本效益分析来分析。这是一种对于生命的践踏。生命可以被牺牲，但是绝对不可以被践踏。我们做出任何的决定都必须有着这样一个前提：尊重生命！

对于不幸的少数人，我们应怀着同情以及尊敬的心理来补偿他们，而不是冷漠地嘲笑他们。

否则人便不能称之为人了。

胡适：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地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的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一一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节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Galileo）和牛顿（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在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菲希特死的时候（1814年），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胡适（1932年6月27日）

Buzz不能发消息？

正在Buzz聊天，突然就沉默了。
不能发布新的内容，也不能回复任何东西。
刚才看到，说是Buzz在中国大陆可用的服务只剩下最后两项：邮件和广告。

可能

小狗求包养！黑色小熊犬，很活泼，400元买来的，已经打了一针，因为要搬家，无法继续养了，希望可以给她找一个好人家。钱随便给，送笼子。我的电话：15801478292 （北京五道口)。这是一条从Twitter看到的消息，只作为转发。

看到这条消息之后，我将之发于一位朋友。后来想想，觉得这种行为完全是建立在一种可能之上。她不是北京的，但可能在她认识的人里面有在北京的；这些可能是的人里面有些可能正在想养狗；这些想养狗的人里面可能正好有想要小熊犬的；这些想养小熊犬的人或许正在担心买来的小狗是否健康；可能他们在关注小狗是否健康的同时，也在考虑是否需要购置笼子之类的东西......
无限的可能，使得我将这条消息发给一个距离北京千余公里的人。好吧，或许你会说这叫做“六度理论”的一种尝试，但是如果仔细想想，便会有深重的恐惧。

一个结石宝宝的父亲——赵连海这一年

作者：许志永
2008年9月初，甘肃省报道多例结石患儿，结石宝宝问题浮出水面。后来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字和温总理接受网友提问时的回答，有3000万儿童受害，其中确诊结石的患儿近30万。这其中有一个结石患儿的父亲，名字叫赵连海，2008年9月20日，赵连海之子（三岁零八个月），确诊左肾结石。
赵连海，1972年生，北京市民，住大兴区团和农场。曾在电视台，国家工商总局的广告公司，国家质检总局的《中国质量报》等多家媒体工作过多年。朋友们对其评价为：“豪爽热情，厚道仗义。”
2008年9月22日，赵连海在网上发布呼吁：希望受害者家长组成统一诉讼联盟，准备迎接此后漫长的集体诉讼，希望以法治的方式实现正义。
2008年9月24日，赵连海创建“毒牛奶”网站，两天后，为了更中性温和，网站更名为“结石宝宝”网站。但网站很快被屏蔽。
2008年10月2日，赵连海转发“公盟倡议理性对待三鹿奶粉事件”的文章，并前往超市，购买二箱贴有“经过三聚氰胺检测”标识之牛奶，希望能帮助到愿意改过的企业和无辜奶农，以支持民族工业。
2008年11月25日，赵连海召集部分结石宝宝家长代表，和公益律师、民间NGO代表、媒体一起探讨赔偿事宜，研究公正的理性的赔偿方案，推动国家赔偿方案出台。出席研讨会的家长代表包括来自湖北的廖明波，他的女儿2005年以来已动了三次手术，身上留下了多处伤疤，以及来自甘肃兰州的张龙、裴金鸣、高玲，来自浙江杭州的杨勇，来自江苏苏州的周雄等受害者家属，他们的孩子，有的是双肾多发结石，有的是单肾结石，还有的肾积水，无辜的孩子们，正承受着病痛的折磨。
2008年12月27日，22家责任企业表示，愿意对近30万名确诊患儿给予一次性现金赔偿。这是政府部门和责任企业协商的结果，赔偿方案主要内容是：死亡的患儿每个家庭赔偿20万元，动过手术的重症患儿赔偿3万元，普通的结石患儿每个家庭2000元。整个赔偿方案制定没有患儿家长参与。一些患儿直到2010年3月30日赵连海开庭受审仍在治疗，而他们家庭一共获得2000元赔偿。2009年元旦，赵连海和其它家长认为，这个一次性赔付方案不是建立在平等自愿协商基础上的，遂提出了申诉书。
2009年元月2日，准备举行记者招待会的赵连海等五名结石宝宝家长，被警方控制在大兴区劳教农场。原定举行招待会的场地被封锁，其余家长在路边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元月3日，被释放后，赵连海向媒体指出，警方控制家长没有法律依据。不过，他坚持“家长的声音是善意的，将继续与官方沟通。”他并透露，关押期间，大兴区区长承诺1月15日后与民间建立沟通渠道，家长们也承诺在15日以前不针对现在的赔偿方案发表意见，并希望看到官方真正地重视受害家庭。
…………
2009年3月3日，石家庄三鹿集团拍卖前一天，赵连海和其它几位家长多次被阻拦出门，直到当晚十一点，赵连海和其它家长到达石家庄住进旅馆。第二天早上开庭前，家长们遭遇“临时交通管制”，他们乘坐出租车，又被拦截，于是下车步行3、4公里赶往法院。到法院附近，家长们被强行带到一个封闭的屋子里，他们抗争并高呼“不要再伤害我们！”最后得以脱身。当他们最后到了法院，拍卖已经结束。
家长们又赶往三鹿集团，到达后又被一些人包围推搡，甚至把上了年纪的郑书贞阿姨拉扯在地上拖拽。赵连海等人只好高声呵斥他们，并向从三鹿集团里出来的记者们举起抗议纸张……
…………
2009年6月，因为到此时只有两位受害人之诉讼请求得到受理，也因为政府承诺过的赔偿方案却被保险公司推说“有些家庭没有文件”拒绝付款，这些受害家庭不得不自己垫付治疗费——
为此，赵连海发布致最高法院及全各级法院的公开信：“鉴于我们的孩子所受到的无辜伤害，政府主导的赔偿对于我们来说，显失公平，而个体诉讼让我们的家庭增加更大的诉讼成本与难度”，从而希望“法院继续受理集体诉讼以及其他合理要求。”
2009年6月24日，赵连海等四位受害者家长前往石家庄，向三级法院提交了公开信，并提出一些要求：“希望尽快开庭审理已经受理的两件索赔案，希望允许受害者依法选择在产品生产地、案发地、居住地诉讼，希望肯定集体诉讼，希望免除诉讼费用等”如此，“我们民间也会本着宽恕谅解的心态来对待。”
2009年6月27日，赵连海接待了河南结石宝宝家长：因小儿麻痹症留下残疾、行动极为艰难的郭彩虹。并在博客里发布了她的文章：《我痛苦所以我坚持》。7月，发布“把九月十一日定为结石宝宝纪念日”的呼吁书，以求提醒大家“爱护我们民族的所有儿童”。
2009年8月4日，赵连海接到网友短信，关押上访人员的“聚源宾馆”，看守强奸了一位安徽上访女孩，赵连海赶过去，和逃出聚源宾馆、正前往北京公安局报案的访民汇合。
到北京市公安局后，因为此前市局曾多次将逃出灰色宾馆的访民移交回丰台局、回驻京办，所以大家不敢贸然进入市局，而是在离市局大门东侧几十米远的人行道上彷徨迟疑，并接受了媒体采访。现场访民网友“态度安静，并无横幅、口号、阻碍交通等事，过往行人，通行无碍。”下午两点左右，在场访民网友包括赵连海被警方控制，带至东交民巷派出所讯问二十四小时后放出。
2009年9月11日，和其它受害者家长举行烛光晚会，悼念逝去的孩子，并祝福继续生存的孩子，“纪念活动进行的非常顺利，过程肃穆庄重。”（图片http://www.bullogger.com/blogs/jieshibaobao/archives/339284.aspx）赵连海表示：“感谢北京政府的理解及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也期望在今后能继续延续相互理解与协商的方式来解决所有其他遗留问题。”
2009年9月12日，赵连海被立案侦查。
2009年10月30日，针对29日“赵连海被捕”之传言，“本着事实客观的态度”出面澄清。
2009年11月4日，赵连海发布来自法院的信息，全国第一例确定公开审理之三聚氰胺毒奶索赔诉讼案件“王刚诉石家庄三鹿集团案”，将于11月10日在大兴区法院开庭。11月5日，结石宝宝家长王刚被海淀区羊坊店派出所搜查并背铐了两个多小时。同时法院通知庭审取消。赵连海发布抗议书并征集签名，11月13日递交有五百多位网友签名之抗议书。
2009年11月13日晚，赵连海被大兴公安局从家中带走。
2009年最后一天，上海熊猫乳品产销三聚氰胺超标乳制品的消息被公布。此前20多天，陕西金桥乳业曝出类似问题。与上次不同，这次三聚氰胺的来源，乃是08年三鹿风波后，被召回的问题奶粉并未销毁，而是被企业存起来，如今再次利用。
2010年3月30日上午，赵连海涉嫌寻衅滋事一案在大兴法院开庭。检方指控赵连海的“犯罪”事实就是以上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点：为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和那个被强奸的女孩维护权利。
谨以此，感谢那些为奶粉患儿的正义，也为我们民族法治文明的未来而抗争的家长们。
公民
201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