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同衾，死不同穴--慢慢讲一个70年前的爱情故事
作者：谙达
原文地址：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119725.shtml
4月18日，给外公扫墓。
很大一片墓园里，外公和外婆的墓地，离得很远。外婆的墓是和她弟弟合葬的，她弟弟还健在，如今尚是个空穴。而外公和外婆，近四十年的夫妻，在一个墓园里，却没有合葬。外婆是1981年去世的，2001年才葬到这个墓园，当时外公还健在。后来听大舅说，把外婆和她弟弟合葬，是大姨擅自主张。其实，大姨虽然主意大，但这样做了，兄弟姊妹，加上尚还健在的老父，都没有翻脸，总有她的道理。
外婆不是外公的第一个太太。
外公1911年出生在齐齐哈尔，家里做小农机具生意，据说垄断了整个齐齐哈尔以及周边地区的小农机具的生意，可谓富甲一方。记得我曾经问外公："你的俄文是跟谁学的？"他说，学校里教，然后常和家里厨师聊天。家里分中厨和西厨，西厨是从俄罗斯逃难来的（十月革命？）俄国人。外公的童年和青少年都是令人羡慕的，打猎、郊游、摄影，啥时髦玩儿啥，东北的冬天很长，三个月的寒假，他常常带一个仆人、两条狗、一杆猎枪，在深山老林里一转就是两三天。当然，他念的也是齐齐哈尔最好的学校。
上中学的时候，外公遇到了他的第一位太太，是同年级的女生，非常美丽，那时候，外公18岁，她17岁，都在念高二。青春岁月的爱情大概都差不多，即使是在30年代。而我一直觉得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战火频仍，也因此，政府无力对思想进行严苛控制，反而是活跃与开放的年代。
据说那是位非常任性的小姐，爱上了外公就一定要嫁她，居然让自己父亲主动上门提亲。她父亲在政府部门任要职，因为早年出过国，家里非常洋派开明，住的是西式楼房，喝咖啡、骑马，那时一个政府小吏一个月的薪水是7块大洋，这位小姐的一双丝袜就要5块。
齐大非偶，不能算是门当户对的婚姻。但外公的岳父显然非常娇宠这个女儿，一心想要成全了她的心愿，态度谦卑而诚恳。这里要说的是，外公年轻的时候是美男子，真正的翩翩少年、玉树临风，且有好家教，外在谦和内心骄傲，大概是是很能讨老丈人喜欢的那一型。以至于我孩童时代捧着外公年轻时的照片痴想，我以后的丈夫也能像外公一样就好了。
外公的父母犹豫了很久，担心娶这位小姐过门伺候不起。不过最后终于答应了，主要是外公自己愿意。在当时，外公的年龄已经要严肃考虑婚姻问题了，外公的哥哥才比他大两岁，已是两房妻妾。外公的妈妈老觉得对不起这个小儿子，偏偏外公两年来相亲都没有中意的，好不容易有一个愿意的，妈妈当然高兴。
双方家长各自提了些条件，据说外公的岳父只有一个条件：过不下去了可以离婚，但只要婚姻还在，不管发生什么事，外公都不能娶妾。
外公一口答应！
外公没有和我详细描述过他的爱情，而且听上去都是对方主动。但我确信他是极爱她的。外公是狮子座的东北男人，家境好、人漂亮，内心骄傲得像一头雄狮。之后遭遇颠沛流离的战乱、各种政治运动，都宁折不弯，骄傲的个性，一直保持到暮年。而一个东北男人在那个年代答应岳父这个条件是罕见的。但他不觉得委屈，认为理所应当。
诺言这件事现在已没人当真，轻易能许下，转头就放弃。都说爱要说出口，其实不说的，也许才是藏在心底最深的感情，那看似吝啬的表达下面，藏着的是珍重的底子。
80年前，一个18岁的少年为爱许下他的诺言，犹如雕刻般，一斧一凿地铭刻在心，哪里想到此后的沧海桑田、世事难料。（外公坚持先订婚，中学毕业后才结婚，双方家长都同意了。所以一年后才正式结婚，当时外公19岁，他太太18岁，在当时算晚婚了。
婚礼很隆重，据说是齐齐哈尔城里少见的西式＋中式的婚礼，铺了长长的红地毯，蔚为壮观。之后两人各自上了大学，外公念的是东北大学的法律系。东北大学当时创建没多久，但因为校长是张学良办，东北人有感情，都愿意投考，而外公的人生理想曾是做一名法官。生活对他们俩来说，好似在蜜罐里浸泡着，只有欢笑，不见愁苦。从订婚以来，大概是外公人生中最轻松幸福的两三年吧。
一年后的暑假，1931年，俩人到北平度假。没想到人生就此发生惊天逆转！"九一八"事变爆发！一时间，东三省和全国完全被隔绝，而旅途中的外公夫妇也傻了眼，回家的路断了，而他们只带了应付旅行的盘缠和衣物，娇生惯养的一对儿第一次面对了人生的重大考验。
外公那时毕竟已经20岁了，生逢乱世，人总是要早熟些。一方面，他怀着巨大的悲愤参与到学生抗日游行的队伍中；另一方面他联络很多被滞留北平，与家庭失去联系的东北籍学生，一起去找当时在北平驻扎，但在东北起家的一个军阀，请求庇护，他们并不认识这个军阀，仅凭同为东北人这一点找上门去，居然说服了那个军阀资助他们。听外公说，那个军阀后来答应，已经在北平上学的学生学费和生活费他全包，像外公这样的特例，可以自己去考大学，只要考上了，他也可以资助。
其实外公夫妇在北平也不能算是流落失所，他妻子在北京的亲戚安顿了他们，还专门找了独门独院的房子给他们俩住。但外公总觉得打仗不是一天两天，不能总靠亲戚，至少作为男人，必需寻好出路。
外公在北平复习半年，又再投考大学，考上了北平大学的国际贸易系，五年制。因为这个原因，外公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26岁了。而北平大学国际贸易系是归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掌管的中央财政部门直属，毕业生都不愁工作，直接可以进入国家金融系统，这也是外公投考的原因。漂泊在外，顾不得什么人生理想，他从一个大少爷，开始要务实地考虑为稻粱谋。
"九一八"是外公一生的痛，记得我小时候，他已经六七十岁了，一听到收音机里放"九一八"那首歌，依然会泪流满面。
外公在北平的这四年相对于其他东北学生还算幸运的，家里有亲戚资助，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也都不用发愁。他太太嫌麻烦，不肯再考一次大学，只是在外公的大学申请了一个毫无压力的旁听生的资格，基本也就是消遣时光。后来发现两边家族在北平都有些生意，突然音信不通了，父辈在北平的朋友都很关照他们，也有诚实的商家会和外公说，你们家有多少钱是存在我们这里办货的，打仗了估计货就不要了，钱你们取了生活吧。外公一直很感念那些在落难的时候帮助过他的人们，感慨那时北平人真是诚实守信。
外公和县长决定留下，但把家眷都送走，希望没有后顾之忧。同时，他们也开始疏散百姓，为开战做准备。外公认为，虽然抗日是匹夫有责，但首先应该承担责任的是军队和政府官吏，这些人吃粮饷（虽然那时他连一个月的薪水都没有领），就应为国尽责，不到万不得以，不要将平民卷入战争。
外公花很多钱，托了人，给他太太买了最好的车票到重庆，一路都是头等车厢，这是他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她一直娇生惯养，虽然后来流落北平，但和外公感情很好，他宠溺她，不让她吃一点苦。兵荒马乱的，坐头等车厢的旅客，人家不知道是什么来头，也不敢轻易骚扰。又把他们剩下的钱也都给了她，这是他让她孤身上路最后一点保障。
她走的那天不要他送。他下了班一个人在空空如也的家中发呆，却突然看到她笑盈盈地倚门站着。他以为看花了眼，再看，果然是她--她没有走，把票送给了邻居，那一家三口只买到了一张票，现在好了，一家团圆，夫妻俩可以带着孩子逃生。
可她呢？她巧笑倩兮："不能共生，唯愿同死"。他说那一刻是他14岁以后，第一次流泪。
那一年，他们结婚七载。现代人都在讨论七年之痒怎么办？70年前，她为爱了7年的那个人，放弃了生机。
小县城渐成空城，作为主管财政的官员，外公没太多本职工作可做，辅助县长每天看看防务，剩下时间就是二人世界。她不会操持家务，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他们就只是随便找些东西果腹，可是每天两个人都穿得漂漂亮亮--她大小姐脾气，豪气上来，把他给的钱也送了大部分给逃难的人--其实，她是觉得，那钱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了。他心照不宣，不闻不问。既然衣服是唯一剩下的财产，就每天换一套来穿。她明艳动人，他丰神俊朗；执手相望，宛如对舞。俩人在衰败凌乱的小城，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最危难与困顿的日子，居然也过得像童话，像传奇。
--这是在死神照耀下的幸福。
两个人曾经都是时髦贪玩的人，可是被困小城，白天人烟稀少，晚上只有煤油灯相伴，连看书都难。问外公，闷不闷？"不闷，我们聊天。"
他和她讲打猎遇到熊的事儿，她和他讲第一次骑马吓得直哭……可是，我很好奇，结婚七年了，都没有讲过那些故事吗？
"讲过，就是重复，有的时候她会说，你再讲一遍打猎遇到熊的事儿吧。"他就再讲一遍。讲的人和听的人都津津有味，好像第一次。
十年前听到这话，我没有感觉。今天才慢慢明白，人与人相爱，就是从有说不完的话开始。对着一个陌生人，忽然愿意把生命中有过的点点滴滴都捧在手心里给他看，快活得像个傻子，真是妙不可言。只是，说了7年的故事，看了7年的人，如何还能两不相厌？以前看过董桥的一篇文字，大致是说恋爱的人最初是"相吸"，但幸福的关系，感情将升华为"相依"。我想，他们真的是"相依"取暖。不过二十岁就遭遇人生巨变，生活的巨大落差，让俩人从单纯的相爱变成了互相依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就好像空气环绕在身边，拥有的时候并不觉得重要，没有的时候却会无法呼吸。
日军在上海遭遇淞沪会战，久攻不下，原本以为很快就会来的战事，居然拖下来了。在县城捱了一个多月后，外公他们接到了上方让撤离的命令，并且因为他们忠于职守，直接被调往重庆任职。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否极泰来？外公说他接到调令时，神情都是恍惚的，不相信是真的。回去跟她说，她又哭又笑，不停地说："不用死啦，不用死啦。"
真到可以离开，又有了新麻烦。他们几乎身无分文，不知该如何上路，外公只好去请县长帮忙。县长和他们也算患难之交，而且他觉得当初听了外公的话，"赌"了一把，留下来，这个宝算是压对了，现在他的仕途一片光明。县长一方面慷慨解囊，资助了他们一些钱，另外还安排后撤的军队带他们夫妻一程，也算是相交一场。
1937年10月，他们上路了，这一路走得格外坎坷，后撤的军队只带了他们一小段就分道扬镳。他们只能和众多逃难的百姓一路向西。很多交通线路都被阻隔，因为首先要保证军队运输，车票变得非常紧张。外公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要经常靠体力去争抢，去保护她的安全，为生存留下一线空间。她也傻了，经常看见他和别人起冲突，每天都灰头土脸，带着大大小小的伤，活得极其没有尊严。之前一个月，因为吃得很差，他们已是营养不良，又经历旅途颠簸、焦虑与恐惧，她终于病倒了。外公这下真是害怕了。一方面，旅途中缺医少药，不知到哪里找值得信任的大夫。另一方面，县长给的钱原来能支撑盘缠，但票价天天涨，眼看就不足以应付。他也想过可以去典当随身戴的还算值钱的东西，比如两人的手表、她的首饰，应该能再挡一挡。可她这一病，基本上把俩人的未来拖进了一个看不清方向的黑洞。
在灾难中，有时活着比死去，需要更大的勇气。
"性格决定命运"还真有它的道理，说道底，外公个性中有不少东北人共同的优缺点：好面儿、好说道、爱打抱不平、不屈不挠、黑白分明，这样的个性在那个窘迫的战乱年代有时会带来麻烦，有时却救了他。比如，被滞留在路上他绝对不会坐以待毙，而是从没有路的地方去"趟"出了一条路。
他想自己这样和难民为伍，赤手空拳加上一个生病的太太，可真是一辈子都到不了重庆了，所以决定要找到当地政府想办法。为此，他穿上了自己仅有的一套还算干净体面的行头，带上了调任重庆的调令，去正式拜会当地财政部门。他调令上的单位挂着"中央"的头衔儿，大红章还是蛮唬人的。
一个相当于"局长"的官员果然赏脸来见，很客气地询问了他的来历和要求，外公答得滴水不漏。局长很高兴，通常基层的官员并没有太多机会可以接触到"中央"的人，虽然外公只是个还未就职的小吏。说到了车票的难处，局长答应帮他搞到。
过了三四天，局长果然帮他买到了两张三天后到汉口的二等车厢的票，并很抱撼地说，没有头等车厢，委屈他们了。外公没好意思说自己手头很拮据，付了这车票钱，几乎要身无分文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干脆说自己没有钱，请他好人做到底。另外太太病着，也可以请局长帮忙找靠谱的大夫看看呀。外公说，人与人初打交道，有时要靠一口气提着，让人摸不清你的底，才会有敬畏。把弱项太早暴露出来，往往只会招来鄙薄。这个素昧平生的局长肯帮他，并不是出于慈悲，还是要结交一个"上面"的人，如果让他看出来自己是个落魄瘪三，未必肯出这个力。
这让我想到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有个科学家告诉过我，当群居动物中有一个生病了，往往会表现得异常活跃，因为它不敢让同类看出来它病了，那样意味着会立刻招来很多的欺侮，死得更快。
在那个纷乱的年代，外公很多时候是靠胆大、心细和赌一把的决绝，在绝处逢生。
外公后来是当掉了自己最后的财产--钢笔和大衣，凑了点儿医药费继续给太太看病，而且他想好了，如果真的钱不够，他哪怕求医生也比求局长要好--虽然身处官场，但他一直不信任官场的人，在顺利离开此地前，他要保持自己在局长面前的形象。
也许是因为有了票，心理上解脱大半，他太太的病居然在上路前明显好转。终于，他们踏上了去汉口的车，在那里可以投亲靠友，要比困在一个小县城有希望得多。
到汉口的火车走了两天两夜，俩人的心情却慢慢恢复了平静，这是颠沛流离之后，最安详的一段旅程。外公给在汉口的大学同班好友，一位吴姓同学发了电报。吴同学在车站看到他们俩形销骨立的狼狈样子吃了一惊，毕业分别不过4个多月，同学之间的生活却发生了天壤之别。吴同学的生活平静安宁，而外公他们却经历了生死涅槃，真是一言难尽！
在同学家住了一个多星期，外公才找到机会去拜见并感谢吴同学的父亲。这位同学的父亲与伯父都曾受盛宣怀洋务运动影响，很早做实业发家，在汉口乃至整个湖北都赫赫有名。不过老先生非常平易近人，居然和一个晚辈聊了两个多小时，很欣赏年轻人的见识与谈吐，又听他讲了从"九一八"被困北平，到最后脱险来到汉口，非常吃惊这个26岁的青年处变不惊，并总能找到变通的方式绝处逢生。老先生认为这是个既有胆识、智慧，又有运气的人，很想把他留下来为自己工作。但外公说自己这一路遭遇战乱，不想经商了，倒想为国家做点事情。
卡帕说："在一场战争中，你要么仇恨什么人，要么热爱什么人。"外公这六七年的经历对他的人生方向有至关重要的改变，他从一个单纯的富家子弟，慢慢转变成一个以家国利益为先的人，而仇恨的种子也在心头埋下了。他甚至动了参加军队的念头，只是和太太远走异乡、相依为命，他不忍心抛下她一个人走。
吴伯父也不勉强。后来聊起来，发现这位伯父好研习八卦易经。不过，他说自己太入世，占卜未必准确，他有个朋友深谙此道，是个高手。外公的太太非常好奇，很希望能卜上一卦，主要原因是他们结婚7年一直没有孩子，成为她的一块心病。过了两天，她去找吴同学的母亲帮忙，请那位占卜高手问卦，老太太对这种事情总是很热心，很快就帮她请到了。这人是吴家世交，家底颇丰，传到他这里，偏偏好个仙风道骨，不求闻达于诸侯，只图现世安稳，所以，生意和功名都不上心，基本就是个"散淡人"。
"散淡人"问了他们的生辰八字，又让他们焚香洗手，抛铜钱问卦。外公其实是不信这个的，但看到太太那么虔诚，也只好配合。"卦象"说了很多，因为外公不大上心，也没记住，但就听说，外公命里是有孩子的，只是很晚，第一个儿子要到他36岁本命年的时候才可得。
夫妻俩听了都松了一口气，觉得命里是有孩子的，只是时辰未到。她甚至担忧地对他说，36岁才生儿子，我会不会太老了？
十年前外公对我说这段的时候非常感慨，这一卦问得很准确，他34岁生了我妈，36岁的时候生了大舅--他的第一个儿子。而算卦的人不知是没有看出来，还是故意没有说，外公的孩子并不是她的孩子。
那时候医学知识不普及，不知道7年都没有孩子，是典型的不育症，俩人再有孩子的概率应该很小。但她没有想那么多，觉得再等几年总能做妈妈，心里大概也是非常喜悦。
如果没有伤害的假相能带来单纯的快乐，不妨暂且在假相中盘桓些时日。几十年后，她独自在洛杉矶的公寓里踟蹰，不知是否还记得当年这一卦，真是水中月，镜中花……
在汉口住了半个多月，俩人的身体逐渐恢复，外公也等来了他有生以来第一笔薪水--他请自己任职的机构把钱汇到了朋友家，有了这笔钱才好继续上路。夫妻二人辞别了吴同学一家，从汉口向西。又走了好几天才到重庆。这一路他们太周折，十月底从江南出发，进重庆的时候他太太感慨了一句：都快过圣诞节了。她是基督徒，对圣诞节格外在意些。
作为陪都，重庆变得热闹起来。我去查了一下那段历时，是这样记载的：国都南京失陷后，1300多家内地企业和40多所大学先后迁入重庆，这座30多万人口的普通城市迅速膨胀到100多万人口。
这对颠沛流离的夫妻怀着复杂心情看着眼前的一切，既兴奋、又失落。哪里想到，转过年来日军就开始了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人生再次和"战场"紧密相连。从"九一八"开始，他们的命运就不再由自己掌控，而是被战争这个巨大的浪潮裹挟前行。就好像身处洪水中的人，无法逆流而行，更无法上岸。个人的情感、人生都变得微不足道，像外公这样靠一己智慧与胆识抗争，也只是能暂时抱住一颗枯木，在水中多沉浮一会儿。他们不愿像蝼蚁一样毫无意义地被战争屠杀，而急于要找到一条可以反抗的道路，贡献自己的力量。外公原本以为男人才会这么想，没有想到他太太在娇弱的外表下有着比他更加坚定而狂热的决心--有些女人，内心越激烈，外表越平静，她犹如一个火山，在积蓄力量，总有一天，要么喷发出来，要么燃尽自己。
大批外来人口的涌入，使得重庆房租、物价节节攀升。两个人花了很长时间找房子，终于在离外公办公楼较近的区域找到一套公寓。这里样样都好，但房租较贵，正在犹豫时，隔壁房门开了，一对情侣模样的年轻人走出来，先生是中国人，太太是外国人，居然说着俄语。外公用俄语和他们打招呼，自我介绍是来看房子的租客，寻问是否知道这楼里还有没有小一点儿、便宜一点儿的房子？
那位太太听他们能说俄语，立刻非常热情地把他们请进了自己家，和他们聊了一个多小时，自我介绍说，先生姓白，比外公小两岁，也是大学毕业后在重庆找到了一份差事，而太太是俄国人。最后，俩人又到隔壁房间去商量了一会儿，出来说自己这套公寓有两个卧室，本来是和白先生的弟弟一起租的，但他弟弟上个月在外地找了份差事搬走了，空出了一间房，如果愿意，大家共用客厅和厨房，房租也可以分担。
原来那位俄国太太不会讲中文，日子过得很无聊，而白先生大学毕业没多久，薪水也不高，独立负担这样一大套房子，捉襟见肘，所以，天上掉下来这么一对能说俄语的中国夫妇，俩人便极力邀请他们一起合租。
外公看了看房间，大约二十来平米，有漂亮的木地板、干净的壁纸和精致的阳台，俩人非常喜欢，而合租经济上负担也不重，就悄悄商量说先租几个月，有个落脚的地方，如果不能与那对夫妻相处，再搬家也不难。
人生真是有很多机缘巧合，一直到耄耋之年，这个白先生都是外公最好的朋友。外公和他这位太太后来分别生活在两个半球，音信不通。而白先生成为最后见过她的、外公认识的人。过了很多年，他带给外公关于她人生最后岁月的消息。不知道上帝是否在冥冥中安排了这样一个使者？
我只记得小时候外公给我看过他的来信，他定居在加拿大，每次来信都是带着暗纹的灰色航空信封，贴着花花绿绿的外国邮票。里面却是古拙质朴的中式信纸。他们一直用毛笔互相通信，白先生一手潇洒的行书，温文尔雅、半文半白的口吻，抬头是：××兄台鉴，最后总说代向嫂夫人致意。这样的行文称呼在80年代初，大家一律互称同志的年月，实在令人觉得新鲜。虽然我那时不过六七岁，却一直记得他的与众不同。
行李不多，搬家变得简单，两对夫妻一起过圣诞与新年，漂泊了大半年的人，终于找到家的感觉，格外珍惜。白太太高大健硕、开朗活泼，很快大家就成了朋友。岁末那一天，四个人一起出去吃饭看电影迎接新年，仿佛又回到一年前北平大学里的生活。大家都喝了点儿酒，女人们的高跟鞋踩在重庆的石板路上，格外清脆。白太太一直都在高声唱着家乡的歌，在深冬刺骨的寒风里，年轻的人手挽着手，没有目标地大踏步走着，享受难得的快乐时光。
该来的迟早会来，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开始了。我去摘了一段历史文字："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侵华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无差别大轰炸，先后空袭重庆218次，炸死无辜市民11889人。"
第一次遭遇轰炸最措手不及，没有警报提醒，也不知道该怎么躲。外公说突然听到一声巨响，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接二连三的巨响又来了。此前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了轰炸武汉的消息，他一直为吴同学一家担心，也猜测重庆不会幸免，毕竟政府首脑在这里，日军肯定想第一时间毁掉这个暂时无法从地面进攻的城市。但是，居然说来就来了。
外公第一反应就是回家！街上乱成了一锅粥，所有的人都在乱跑，他也没命地跑，来往的人躲不开的，就愣撞在身上，缓一缓，还跑。终于到了家，她却不在。他急，出门去找，完全没有方向，可是不敢停下来，一直跑到嗓子眼儿发甜……他突然有个傻念头，到轰炸过的地方去，只要她不在那里，至少说明她是安全的。于是，他逆着人流又往回跑。
轰炸的中心已经是浓烟滚滚、满目疮痍，开始看到受伤的人，他越发担心。到了近前才发现，根本无法寻找。正在犹豫间，忽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回头看，居然是她和白太太！两个女人飞奔着过来拽住他，白太太一见面就叽里呱啦地说起来：轰炸刚开始她们俩都在家，她知道不能呆在建筑物里，就带着外公的妻子往基督教女青年会跑，那里有一片很大的空场子，还有水泥掩体，相对安全。呆了一会儿，外公的太太就发现，轰炸的地方离外公办公区太近，她担心出事，非要过来看。白太太劝不住她，两个女人就往这边赶，果然遇上了……
话都让白太太一个人说了，俩人互相看着笑。她有点儿小得意，觉得是自己聪明，才在这里找到了他；他想让她多得意会儿吧，就没说已经回家，这是又跑回来找她--他一直没说，一不小心，一辈子就过去了，不知道她后来想起这事儿，是否一直很得意呢？
乱世中的平凡夫妻，互相成了对方的命脉。如果一直平凡下去呢，也许就没有后面的悲欢离合。偏偏两个人都不安份--天下之大，无以为家，就这么被侵略者追着欺侮吗？他们很快找到了为国家贡献力量的途径，只是没有想到，在南辕北辙的路上渐行渐远，等他再想回头找她，已不能够。
人的生存力不容小觑，虽然轰炸时时威胁，但晨昏更迭，人们还是努力过正常生活，上班、上学、做小生意的人每天依然匆匆上路。城里新修了许多防空洞，一听到警报声，常常是一家老小往防空洞跑。因为空袭，街上多了流落失所的人，衣不蔽体、沿街乞讨。更可怜的是受伤的人，各大医院伤员人满为患，轻伤只做简单处理就被要求离院，很多人因为家宅被毁，又无药无医，只是轻伤却落下了残疾。
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了救护所，去街头收容那些流落失所的伤员，看到志愿者招募通告，外公的妻子和白太太都义不容辞地加入进去。两个原本赋闲在家的女人立刻忙碌起来，早出晚归。两位先生经常是下班回家走到楼下，看到家里的灯是灭的，就转道去救护所接太太。因为担心轰炸，路灯都是灭的，四个人经常在晚上八九点钟才深一脚浅一脚摸黑回家。短短二十分钟的路程，却是大家每天难得的轻松时刻。有时会一起在小巷里的小吃摊就着昏暗的灯光买一碗馄饨，热热地吃了，熨帖温暖--简单而清贫的生活，成为危机四伏的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之一。
两个女人最爱回家讲述白天的经历。因为白太太中文不好，她们被编成了一个小组，一个高大一个娇小，都有着无穷的精力，经常是别人都累趴下了，她们依然四处奔跑，从早到晚，被称为救护所里的Angel。为了工作方便，外公的太太早就换上了灰布旗袍、平底鞋，白太太不，即使在寒风凛凛的初春，都坚持穿着齐膝短裙，高跟鞋踏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一样走得稳稳当当，步伐毫不逊色男人。而外公惊奇地发现自己这个外表娇弱，总需要保护的妻子，突然焕发了巨大的热诚与能量，白天工作的点点滴滴，都成为枕上绵绵不尽的话题，她的喜怒哀乐都围绕着救护所工作展开，有谁好了，有谁救治无望走了，都能让她一直说到半夜。原本只有两个人的世界，忽然变得不同了。他替她高兴，知道她原本就有基督徒的奉献精神，如今终于找到了可以贡献一己之力的途径，她急于交出自己，毫无保留。
有意义的生活往往过得飞快，转眼间他们已经在大轰炸的威胁下渡过了大半年。一天外公下班回来，白太太说，她有朋友是俄国的军事专家，现在来到重庆，给国军军官上武器课，需要翻译，每周两个晚上，问外公是否愿意去，还说白先生也要去。外公还在犹豫的时候，他太太已经很兴奋地说，应该去啊，如果能直接给军队帮忙，也算间接为救国出力了吧。外公于是答应去试试。
这个翻译做得不容易，外公的俄语应付日常生活没问题，真为军事专家翻译需要大量专业词汇，他并不擅长，而且也没有字典可查。每次上课前一天，他要先去专家那里把自己不明白的单词抄回来，再跟白太太一点点询问。有时白太太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四个人就一起连比划带琢磨，每天从救护所回来的女人们，再和丈夫一起查单词，几乎成为每天晚上大家的功课。
我当时听到这里还和外公开玩笑，国民党军队战斗力那么差，是不是就是你把武器知识给翻译错了啊……外公说，没办法啊，当时在重庆会说俄文的人就那么多，几乎都给搜罗来了，大家经常一起切磋琢磨讨论，只能是力求正确吧。
在军队做了半年兼职翻译，外公懂的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专业，军事专家们都很赞赏他，开始商量请他做专职翻译，因为继续做下去，他将触及核心军事机密，如果一直兼职，很多工作都不能交给他做。外公在犹豫，如果真的辞去现在这个金融机关的稳定工作，投笔从戎，虽然是文职，人生道路却会发生根本改变。
选择一定艰难。没人知道迈上的那条路会有怎样的风景，又有怎样的结局，人生也因此悲喜莫测。不过，外公站在这个路口，并没有想到，看似是前程的抉择，却最终在几年后瓦解了他的爱情。如果时光倒流，你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吗？年轻的我，当初不断追问耄耋老人这样的傻问题。他说，那不单单是一个职业选择，而真的是希望能实现报国之志。
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大时代下，有多少人像他们这样，原以为自己是为了理想而投身滚滚红尘，最终却难逃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
外公接到军队的调遣函，正式成了全职翻译，工作变得奔波，常常跟着军事专家四处跑，配备了苏式武器的驻军部队他们都要去培训。夫妻俩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物质条件比原来好了很多，外公一入职就是军官，薪水比之前高不少，另一方面，聚少离多，都忙得不可开交。这样的日子过了大约1年多，外公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在那个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的情形下，他们已经算是幸运了。
1940年盛夏的重庆格外难熬，外公在连续出差几个月后，好不容易有了一周的假可以回家。已经是下午5点，家里还是空荡荡的，她照例不在，白先生夫妻也不在。他放下行李就习惯性地去了基督教女青年会，白太太很高兴地欢迎他："你终于回来了！她这段时间一直在医院工作啊，半年了，你不知道吗？"他突然想起来，她好像说过，去进修了护士培训。和白太太要了医院地址，他赶过去，发现她也不在，可能是走岔了？他只好悻悻地回了家。一直等到晚上，她才回来。
看见他，也没有特别高兴，淡淡地问他什么时候还走。他觉得她大概是太累了，护士的工作看到的都是伤员、病患，是体力加心理的挑战，这一年多，她看着要比原来长大了许多，不再是那个率性活泼的女孩子，个性变了许多，但说不清究竟是沉稳，还是沉默。
休假第三天正好是周末，他们一起去郊外散步，她话不多。他就随口说，如果太累，就不要工作了，休息一段时间，家里又不缺钱。她突然就生气了，说他不尊重她，忽然就很激动，说了很多话，他已经不记得了，只听她最后说，要离婚。他也很生气，觉得自己是一番好意，至于离婚的话，他没当回事，觉得只是她一时说的气话。
但是，在此后的三个月里，她不断和他说要离婚，他才担心了，不知道是为什么。虽然这1年多，他们不像原来那样每日厮磨在一起，可他觉得感情没有问题，曾经有过那么多生死与共的时刻，恨不能性命都可以交付在对方手里，彼此的信任坚如磐石，怎么会捱过了那么多痛苦、生活慢慢变好的时候，走不下去了？
因为工作吗？外公喜爱这个新工作，带给他成就感，让他觉得自己很重要。也是为了得到更多信任，他按照军队的要求加入了国民党--虽然他从来也没有信仰过这个政党，也不以这个身份为荣，但既然在军队，又接触军事机密，上司让他加入，也就顺水推舟，他觉得这至少是职业操守的一部分。
但他觉得她对工作比自己还投入，不就是个护士吗？他并不像那个时代一般东北男人那么大男子主义，可是她对这个工作过于投入了，他觉得有些不对，又说不出来哪里有问题。等她无缘无故要求离婚，他找不到答案，开始迁怒于她的工作，但这只会让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糟糕。他求解于白太太，但也很困难，因为后来她去医院工作，她们俩在一起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白太太两边劝说，却完全不得要领。1940年从盛夏到秋凉，他们一直在争吵，原本他还以为她只是耍孩子气，要占上风，所以说了离婚的气话。但很快他就发现，她似乎已经拿稳了主意，流再多的眼泪，分明有不舍，但要分离的决心，一点都没有改变的余地。他突然发现自己好像不认识这个女人了，这么决绝，在结婚十年之后。
其实表面简单顺从的她，在大事上一直很有主见，当初可以不顾他费尽心机的安排，留在孤城之中，是出于爱，但也能看出她是自己想明白后能拿大主意的人。这一年多，她不动声色地为人生找到一个全新的方向，不能也不敢和任何人商量。这是个凡事留在心里细细琢磨的女人，拿定了主意才肯示人，大家看到的都是结果，过程中到底有多少不舍与痛苦，都成为不能说的秘密，被安放得很好。
他想冷静一下，就搬去了军营住，跟她说，就算离婚，也要彼此都有点儿时间考虑。这中间他做了件傻事，让勤务兵悄悄去跟踪她--在其它理由都解释不通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怀疑她是否别有所爱。她很快就发现了，下决心要做个了断。
两个月后，白先生和太太突然来驻地找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终于，拿出了一张报纸。他赫然看到报上有个很小的地方，刊登了一则离婚通告。作为朋友，他们怕他突然看到会受不了，赶过来陪他。
她用最决绝的方式斩断了情义，并践踏了他的尊严，让他不再抱有任何幻想。震怒、绝望与怨恨之下，他来不及考虑她急于离开的真正原因。
回到城里的家，她已经不在了，只拿了随身衣物，一文钱都没有带走。她用极其自尊的方式把他逼到死角。他火爆脾气上来，简直想杀人放火--但完全找不到可以出拳的地方。最终，她委托一个律师来办理了相关手续，自己却再也没有露面。他过得很糟糕，白天寄情工作会好些。到晚上，内心的思念与绝望弥漫开来，能把人吞没。他开始酗酒，本来酒量就好，那段时间喝得吓人。酒能让人入眠，却无法安睡，半夜乱梦醒来，更是可怕。白先生一直陪着他，有时半夜听到动静，会过来看看他怎么样了。为了不给朋友添麻烦，他常常夜半醒来一动不动地躺着，睁着眼睛等天明。他想过要搬出去独自住，白先生坚决不同意，亦步亦趋地管理着他工作以外的时间。幸好有人这样约束着，没有放任他沉溺下去。外公说，白先生的人情他是一辈子都还不了的。
每个成年人都是劫后余生，时间能安抚一切。再深的伤口结痂之后，外人看来，也就是一个淡淡的印记吧。特别是在战争之中，满眼都是生离死别，爱情之痛就更是一个奢侈品。
这以后外公开始了他完全不同的人生，几年后他与我外婆相遇，那会是下一个故事的开始。我想说的是，大概在1948年，失踪了很多年的她突然找到外公，告诉他那年她去了延安。
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就非常之"滚滚红尘"了。而且，关于她那一段，我完全没有第一手资料，外公也语焉不详，很多猜测。比如，最开始是因为她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做志愿者，非常有爱心与正义感，"和延安有关的人"开始关注她，主动接近她。到后来，是她自己真正认同了那个信仰，从心底里对"圣地"非常神往，希望能够去。再后来，她担心如果不和他尽快离婚，可能会影响他从事这样一份和军事机密有关的工作……总之，很多线索都是支离破碎，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确是很主动地、满怀热诚地投入了在当时人看来还非常陌生的一个理想。
我认识一位中国非常著名的医生，他也曾和我讲过类似的人生经历：中共地下党来接洽他，问他是否想去延安，并在长达10个月里，不断与他联系，帮助他扫清各种障隘，希望他能远赴延安，而他当时也只是某医院一个普通的住院医生。
在那个动荡的大时代下，人生有太多的拐点，一不小心两个相爱的人就各自走到了不同的岔路上，重逢时已隔了万水千山。有意思的是，放弃了婚姻家庭而追随人生理想的她，在八年之后，决定彻底远离政治，只身前往美国。这中间她的经历是怎样的，无人知晓。只是，这八年中，她一定把他放在了内心最重要的位置，否则也不会在临行前冒着危险又找到他，解释清了之前的种种缘由，真诚地恳求他的原谅。并作为朋友，建议他如果看不清时局，也可以考虑离开中国，定居海外。
看似平等的两性关系中，一定是有一方是占据主动的。他恨了她八年，以为已经埋葬在记忆里的那个人，带着一个离奇的理由重新出现时，他居然轻易地相信了她，好像忘了当初她带给他多少痛苦挣扎。她一直是他们爱情中的领舞者，而他，大概是中了她的蛊。
我问外公："你信她说的那些故事吗？"
"信。"
"为什么？"
"她没必要隔了八年又回来骗我……"
其实，她说了，他必会信。这八年中，会不会在他心里一直默默盼望着能得到这样一个解释？只是，当时外公已有了我妈妈和大舅一双儿女，外婆年轻漂亮，家庭看似美满。原来的俩人早已回不到分别时的那个渡口，哪怕思念从此生根。
再之后她去了美国，白先生夫妇也去了美国，后来移居加拿大，外公一家则留在国内。他们保持通信一直到60年代初，后来国内政治环境日益严峻，慢慢断了联系。而到又能够通信的时候，她和白太太包括我外婆，都相继离开人世。她此后再也没有结婚，一直孤身一人生活在美国。
以上是我标题中"生不同衾"的故事。等空下来，再慢慢写外公和外婆的故事。他们看似白头偕老，儿孙满堂，却"死不同穴"。人生有时真是一场悖论，回望时，得失与悲喜，旁观者很难说清，而世俗眼中的好光景，身处其中的人心里却未必幸福。就像《白马啸西风》里最后的那句话："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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