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法的精神

其实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迷惑了，因为根据自古以来的习俗，似乎在中国从来没有将法律当作一项必须的规章来执行的先例。或许有，但因为我孤陋寡闻而不知吧，其实从某个方面来说，我宁愿是因为自己孤陋而不知。


在正式开始说这件事之前，我想先分享毛泽东曾经在三个不同会议上发表过的讲话摘选。


“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1954年，在宪法讨论会上的发言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 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次 会。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1961年，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世上本无事，洋人自扰之。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满清准备玩宪法，结果亡的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嘛！可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以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当然啦，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公安机关不是汇报说国民党很难抓吗？我看，到了一定时候，他们会自己跳出来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如果没有我们党的领导，谁会执行现在这部宪法呢？有人不是说，敌对势力最尊重宪法吗？敌对势力如果把党赶下台，头一件事肯定就是废除这部宪法，这你们能否认吗？如果党不领导宪法，党就得下台；党下了台，宪法也就完蛋了。同志们，你们说，党不领导宪法能行吗？如果哪个人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那我们也只好说：这个人比工农群众还无知，需要到广阔天地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再改造！

我们的党，好比诸葛亮，对于“宪法”这个阿斗，是怀有极其复杂的感情啊！不公开承认阿斗的领导地位是不好的，是无法向人民群众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当摆设，也是不好的，是无法让党随意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的，也是迟早要被司马懿抓去砍头的。所以，我考虑再三，决定在全国所有学校取消宪法课，开设政治课，让全国人民明白，第一，阿斗还是有的，诸葛亮也受他的领导，不会胡作非为的，放心好啦；第二，诸葛亮是最厉害的，是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不听他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的，严重到比地球爆炸还可怕！

——1961年，在秦皇岛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看完上面的讲话，不由深思，若不依法治国，那应该依照怎样的方式治理国家呢？翻开历史，并试图从中找到理由，会发现，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依靠士人阶级，也就是文人治理国家的习惯。而这个参与治理国家的文人也不是一般的文人，而是要熟读“四书五经”之辈。
稍有了解都会知道，所谓“四书五经”即是指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四书，以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五经，均为是中国儒家经典的书籍。为何要以这些书目作为选拔人才的指导？又为何单单选择这几本，而不选择其他？为何这些书目中都是宣讲道德，而没有提及历史？这些书目又对中国古代政治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其实这从历史中都可以找到答案，在古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读书的权利，当时的统治者提倡的是用有知识的人统治没有知识的人；用有知识的人去教化没有知识的人。在政治上，行科举选拔出类拔萃的文人，再更久远一些的年代，还可举孝廉。但后者出任的官职往往要低于前者。那时的中国政治，可以说是道德政治。
除了杀人，奸淫，偷盗，谋反之外，大多数的纠纷都用协商来解决。在政府有文人出任官员，在地方上则用士绅、耆老。并逐渐形成了“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并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以求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

这是在民间，其次，在士人阶级当中，则以权势作为衡量各类道德规范是否妥当的习惯。如明朝一代名臣张居正，作为我个人，极为喜欢这个例子，因为他能够充分的说明“当你的权势到了可以钳制上皇的程度，那么做什么都是符合规定的。当然在失势之后，是否会受到清算，则是另外一码事了。”

通过历史的记录，我们可以达成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张居正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以至于在万历年幼时，几乎事事都以张居正的话作为依据。

年少时的张居正，极富有正义感，庶吉士毕业后，他就被分配到翰林院当上了编修，在亲眼目睹了朝政懈怠、俺答烧杀的一幕幕惨象后，这位二十多岁的翰林官已然成为了一名标准意义上的愤青。为徐阶的学生，他曾多次写信给自己的老师，希望他挺身而出，对抗铲除祸国殃民的严党，却从未得到明确的答复。他不了解徐阶，也不了解自己：此时的他，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小人物的愤怒是毫无用处的。就是这么一个争议的人，在其年轻时多得当时之首付徐阶照顾，躲过了严氏父子的谋害，并进入内阁，出任阁臣，之后又利用手段，在徐阶被迫退走之后，驱逐了首付高拱，最终坐上了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并苦心经营最终使得“万历中兴”。

这么一个看似清廉，正义的人，在其死后却被打出了原型：故太师张居正的被参是从一件事情开始的。皇帝下了一道诏书，内称，过去丈量全国的土地，出现过许多不法行为，主要是各地强迫田主多报耕地，或者虚增面积，或者竟把房屋、坟地也列入耕地，而地方官则以此争功。鉴于弊端如此严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为实事求是的税收依据。年轻的皇帝认为由于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而实施了一大仁政，给了天下苍生以苏息的机会。他没有想到，这道诏书虽然没有提到张居正的名字，但一经颁布天下，过去按照张居正的指示而严格办理丈量的地方官，已一概被指斥为佞臣；没有彻底执行丈量的地方官，却被田主颂扬为真正的民之父母。反张的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大批严格办理丈量的官员被参劾，他们都直接或间接与故太师张居正有关。他们劣迹多端，而细加推究，其所以胆大妄为，后边盖有张居正的支持。这一运动慢慢地、但是有进无退地蔓延开去，而参与者也清楚地知道现在和当年劝谏夺情的时候，政治形势已经大不相同，他们揭发事实，制造舆论，使张居正的形象逐步变得虚伪和毒辣。到1582年年底，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已经被盖棺论定，罪状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等等，归结到最后，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云云。

再加上有心人的操纵，又有高拱遗著突然现世，许多因素夹杂一处，最终使得在1583年夏季以前，万历已经褫夺了张居正三个儿子的官职，并先后发配，以至于其长子自杀身亡。同时，万历还撤销了张居正本人生前所得到的太师头衔。一代名臣张居正，在其死后，落了个家破人亡。

那么张居正为何直到死后却被清算呢？因为大权在握啊。以至于其出任首辅时，但有官员稍有不满，即被斥退，严重者更是被褫夺官职，贬为庶民。更有甚者则被“押至午门外，脱去袍服，受廷杖一百下。”|（廷杖是本朝处罚文臣的标准刑具，很多人在受刑时被立毙杖下，幸而得存者也在臀部留下了永久性的伤痕。）

凡此种种，皆可看出，在中国古代是没有法制观念的，当一个人没有权利时，则接受道德的统治；在出任官员后，则接受权利的统治。于是形成了层层叠叠，互相累加的官宦系统。同年，师生，姻亲，等等等等，都是官员之间互相提携帮助的理由。国家统治，是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这种思维方式，虽然发生于古代，却直接影响到近现代当权者的思想。除留洋归来，深受欧美思维影响的国父孙中山之外，再无任何人提出，并执行过分权的政治体系。但这种思维习惯，也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之庶民，以至民主之思维始终无法真正的生发。可以说，虽至现代，已有人在不断发出取得民主的呼声，但观者甚众，响应者极少。这也使得自古以来的习俗继续延续下去，始终没有得到过任何的变革。